传统中国云南普洱茶初探 （之一）
近年“生普洱”收藏与品饮之风渐起，青饼、青沱、青砖等茶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有了很多议论，有人说“熟茶可以喝，不值得收藏；生茶值得收藏，不能及时喝”；面对目前生普洱茶（青饼等）的加工现实，是否能挖掘传统工艺，制造能及时喝也值得收藏的传统普洱茶呢？同时，也有不少海外朋友建议，云南原产商是否不要太急功近利，把晒青毛茶实时就加工成团饼茶，也不要采用湿水渥堆工艺，而是让晒青毛茶自然陈化与发酵一个较长的时间后，再行作饼， 这可能才是传统普洱茶的真谛。因而，探寻普洱茶传统工艺与自然发酵的秘密，成了笔者最大的冲动。
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自然条件优越，制茶历史悠久，近几百年来，普洱茶更是嗤声海内外。历史上所指的普洱茶，是指用“传统工艺”加工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加工整理而成的各种云南茶叶的统称，即通常所说的“生普洱”。当然，“生普洱”的概念也是不准确的，用“生普洱”只是为了与采用 “渥堆”工艺的制成的现代普洱茶（即熟茶）相区分、呼应而已，用“生普洱”容易给人们造成误解，以为“生茶”不能喝，熟茶才能喝。事实上，“生普洱”并非是生的不能喝，特别是传统工艺的普洱茶，过去准确的传统名称是“滇青茶”或“云南青茶”，而最古老的名字为“普茶”，这就是传统工艺的普洱茶。云南历史上生产了很多这样的茶，不止云南民间喝，藏区及海内外都大量消耗，目前剩余的老茶数量稀少，价值不菲也就这个道理。
现代普洱茶（熟茶）的渥堆工艺是1973年左右采用的，普洱熟茶产品有其特点，茶性醇和，赢得了不少消费者。可以说普洱熟茶，是在“传统普洱茶”基础上再加工的一个分支产品，优缺点不言自明，暂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近年“普洱茶”收藏与品饮之风渐起，争议也多了起来。首先是“生与熟”之争，以及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之争。 “生与熟”这是一对矛盾，为了生茶（特别是青饼等）的快速陈化，有人采用了“湿仓”的方法，因而就有了“干仓与湿仓”的争论与较量；现代化杀青、揉捻、与烘干设备的使用，为了茶叶条索与香气，或其它的原因，就有了滇青与滇绿（烘青绿茶）之争。有些人不懂普洱茶，也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弄出了“普洱绿茶、普洱红茶”，或者是烘青饼茶、烘青沱茶，更使初入普洱茶道的消费者一头雾水。于是乎，大家迫切想知道：
普洱茶是如何起源与传承的？
什么才是传统的普洱茶？
传统普洱茶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普洱茶会越陈越香？
普洱茶传播的过程中，那些环节导致了普洱茶的自然发酵呢？
普洱茶如何选购收藏？
面对上述这些议论和问题，促动着，也深深吸引着笔者去探寻普洱茶起源、传统工艺以及自然发酵的秘密，这可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是什么造就了历史上神秘的普洱茶？是上天的恩赐，亦或是地设的机缘，或者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智慧与心血，或者是陈化的历史，也可能是茶马古道上马帮，还可能是茶马文化即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等等，太多的理由让我心潮澎湃，太多的角度值得我们去探寻。
笔者所探寻的，也许只是传统普洱茶的一部分，通过不懈的努力，笔者悟到的是：普洱茶可以说是云南民族文化与历史的积淀。只有神秘的彩云之南，才造就了传统的普洱茶，离开了云南的天、地、人，普洱茶就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复存在。
要摸索“什么是传统普洱茶”，为什么普洱茶会越陈越香，可以从(1)茶区、茶箐，(2)粗制工序（传统的晒青毛茶工艺），(3)再制工序，(4)运输，(5)存储消费等环节来考察。然后，在研究云南历史文化与民族茶文化的基础上，在“制茶学”与“茶叶化学”的指导下，作探寻研究。
在“2002年中国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专家小组会议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前所长程启昆教授指出：“普洱茶必须是用云南少数民族茶区传统的制作工艺制成的晒青茶为原料制成的茶品”，也就是说不以云南茶箐为原料，不采用云南传统晒青工艺的，都不能称其为普洱茶。这也和我们探寻的要点“云南茶箐、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不谋而合。
一、普洱茶茶区
云南普洱茶茶区，有其历史渊源，茶区面积是比较大的，这里介绍与讨论的是四个较大的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与保山，当然，这里并无褒贬谁之意，且疏漏也再所难免。
古“六大茶山”之于普洱茶，名冠世界，不用多解释，但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要准确定位某某山，确不是易事。其它的，我们应该知道更多的普洱茶区，它们是幕后英雄，产品名遍天下，自己似乎默默无闻。实际上，云南主要的几大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都为云南普洱茶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双版纳茶区造就了早期的西双版纳私人茶庄，以及现代的勐海茶厂；思茅之普洱，古老的加工与集散地，与普洱茶的渊源自不必说，许多老茶人回忆，早期（1920-1940年代）私人茶庄花费颇多请思茅的揉茶技师一事，可见思茅当时加工技术之优良；加之制造贡茶的历史，有人说“普洱不产茶”，似乎也是片面之语。很长的期间，普洱以加工技术及交易集市为核心，以普洱为中心的思茅地区，制茶业与种茶业都应该是成规模的。而历史文献说，运输到普洱加工及交易的茶叶，“近者二日，远者数月”；也说茶山距离是“周八百里”。可见，普洱茶区也是巨大的。
临沧、保山茶区，古为永昌府，是云南用茶的鼻祖“蒙舍蛮”（唐代，云南南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蒙舍诏人）的起源与重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滇西茶区（现代的临沧、保山茶区及德宏茶区）过去是古茶区，近现代则是下关茶厂（前期康藏茶厂）的主要原料供货商，也可以说是云南紧压茶的重要支柱之一。下面的论述摘自普洱茶未受炒作之年代，可见一斑：
《制茶学》（主编：安徽农学院陈椽，1979年11月 第1版 ）P 262，
“一、云南紧压茶”
“云南是我国的古老的茶区，也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质量极佳。历史上以生产紧茶、饼茶、圆茶、方茶著名。普洱茶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意大利、法国等，紧茶、饼茶、圆茶主销西藏和本省藏族地区，年产量近10万担。”
“目前主要集中在滇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茶厂加工，勐海、昆明茶厂也有部分生产，但下关茶厂产量最大，年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74%左右。”
上述这段摘录，反映的是70年代云南紧压茶的一个片断。现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等地，都发现千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群落，树龄最长的有两千多年，特别是思茅澜沧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与临沧地区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最具代表意义。因而，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西双版纳或是思茅是普洱茶的唯一原产地，都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肯定地说，这四大茶区（或更广泛一点的相临周边区域）都是普洱茶的原产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普洱茶是云南民族传统工艺茶，从云南民族文化历史来看，四大茶区的少数民族的迁移融合及交流，也才造就了神奇的普洱茶。
总之，笔者认为，云南南路茶区（西双版纳、思茅茶区）与西路茶区（临沧、保山及德宏茶区，以及大理南涧等地茶区），都属古老茶区，没必要厚此薄彼，更不能像以前有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炒作某一很小的区域，打压其它区域。实际上，四大茶区的茶箐、地理环境与民族加工工艺各具特色，才构成了的灿烂的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结晶，后面笔者要谈到的传统工艺与自然发酵可以证实这一点。
二、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著《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三、盛唐、南诏与普洱茶
很多普洱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蛮书》时，只注意到了“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他们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么地方产茶。而忽视了其它四个重要的环节：
加工工艺
品饮习俗
民族：蒙舍蛮
历史背景：盛唐与南昭国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会获得许多有趣的结论。
关于蒙舍蛮
秦汉以来，云南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与巴蜀之地，益州郡为益州的一部分。据《滇考》载，“汉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国，诸葛亮南征，破孟获平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诸葛亮班师，立南征碑纪念其功绩，立铁柱镇诸蛮，后分设建宁、兴古、永昌、云南四郡， “永昌”即现在的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云南”为现在的大理地区。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诏。“诏”者王也，据《云南志》载，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迁至巍山者，久而久之，与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称为“蒙舍蛮”。巍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诏发源之圣地。南诏初期，滇西有六诏，蒙舍诏在其它五诏之南，所以称为南诏。
唐王朝为了遏制吐蕃势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势力的策略，永昌与吐蕃最为接近，蒙舍诏自然就获得了青睐与大力扶持。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与兼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统一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唐册封皮罗格为云南王，天宝七载，阎罗凤册袭云南王。随后，阎罗凤奉唐朝之命，兼并滇池区，统一云南。贞元十年，唐置云南安抚使司，并册封异牟寻为云南安抚使司的土长-----南诏王，至此南诏称雄于中国西南边疆。
关于银生城界诸山与云南古茶区
《蛮书》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而后来的《普洱府志》又云：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这划定了普洱茶大致的产地范围。据《蛮书》的历史背景，银生为南昭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银生节度，也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现在的思茅地区景东县，开南城则位于现在的景东县文井乡开南村，银生节度辖区为：西双版纳、思茅，另外还有临沧的部分地区。
南昭政权的行政辖区：十赕区（贞元十年前后为六赕）为南昭的直辖区（洱海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银生节度亦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思茅景东县，银生节度含思茅、西双版纳诸地，以及临沧的部分地区）；弄栋节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区），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至大渡河一带）；宁北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括洱源、剑川、鹤庆、兰坪等地）；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拓东节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辖通海都督（红河、文山）。
关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说明云南与藏族地区的普洱茶贸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权的南昭国时期。而此时期的八大行政区中，十赕区（洱海地区，今大理下关地区）为直属区；铁桥节度为今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铁桥节度的主要民族为么些、西蕃。通过十赕区、铁桥节度的普洱茶贸易之路，也就是著名的“大理、丽江、迪庆、西藏”茶马古道之一，目前为大家所周知。
南诏在统一洱海区与滇池地区后，与唐朝的交往，即通过拓东节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长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茶马古道。
由于蒙舍诏从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为都的南诏国，加之，后来段氏大理国的传承，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以及巍山地区，自然都成了云南产茶与制茶的重要区域。从临沧地区发现众多的野生古茶树群落，甚至在离南诏发源地----巍山不远的南涧县保华拥正乡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群落，可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南诏以来的云南古茶区，包含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现在也都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区，只是清朝置普洱府辖西双版纳、思茅以来，这两地的名气稍大而已。
云南晒青毛茶的诞生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晒青茶工艺，且是散茶形态。那云南晒青工艺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书解析，晒青工艺来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的烧茶与晒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叶加工，首先可能来自茶叶的直接晒干，利于存储，而且晒干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经常的实践。另外，人们在经常饮用中发现和为了克服茶树鲜叶的青苦气味，产生了对茶叶的简单加工，烧茶就是最简单的一种。烧茶遗俗现在云南的傣族、佤族中间还有流传。傣族、佤族所谓的烧茶，也即把茶树上采摘的一芽五六叶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烧烤到叶色焦黄，然后再投入到壶中煎饮。烧茶也就是杀青工艺的原形。烧茶所用器具，从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铁器，云南少数民族中都有采用。
“烧茶”的传承，最原始的，目前云南还有佤族的铁板烤茶，傣族、基诺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铁板烤茶用的是铁板为“烧茶”容器，用茶树鲜叶在铁板上烤制到焦黄，然后再煮饮；而竹筒烤茶则是就地取材，用鲜竹筒作为“烧茶”容器，将茶树鲜叶塞进竹筒，封住筒口，然后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黄为止，破开竹筒，取出茶叶煎饮。
把烧茶与晒茶这两种原始加工方法结合起来，即将鲜叶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后再把它摊晒至干，就正式形成了晒青茶的制造工艺。这就是云南晒青茶的来历。
“烧茶”的习俗，后来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发展成了烤茶的传统。为了方便与实用，不再用茶树鲜叶，而是用加工好的晒青茶作为烤茶原料，这也就由“烧茶”的简单加工方法，发展到了云南烤茶的存贮加工方法。在蒙舍蛮统治的中心地区---洱海地区，烤茶习俗更为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来。随着南诏与大理国的传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与地区的传统。傣族、基诺族的用鲜茶树叶的竹筒烤茶，也发展成了用晒青茶加工的云南竹筒茶产品。
蒙舍蛮的品饮习俗
《蛮书》记载“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种大众习俗。而饼茶的制造与品饮，则是陆羽认为更高阶或高级的方式。经陆羽总结、提高后，团饼茶在唐宋得到了大发展。
《茶经》六之饮曰：“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陆羽认为，茶与姜桂和烹，这样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废水，但是，市民已经习惯喝这样的茶了。另外，陆羽之前，晋人刘琨在给其刺南兖州侄子的信中曾写道：“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认为，干茶即是散茶，由此看来，茶与姜桂和煮而饮之的喝茶方式，晋朝就已经流行。从晋朝到唐朝，这种习俗流行了几个朝代。
总之，蒙舍蛮的品饮习俗，与上述中原汉文化的大众习俗是一致的。为南诏诞生团饼茶打下了基础。
云南团饼茶的诞生
从历史来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绚丽多彩的南诏文化。南诏吸收盛唐文化，并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动了云南饼茶的诞生。
大唐与南诏有和亲的历史，而蒙舍诏王族弟子经常到长安朝贡，不断频繁接触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将所学的东西不断转换为南诏的制度与文化。
结合茶文化的角度来看，从“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到陆羽认为比较时尚的饼茶的品饮，因该说都是蒙舍蛮所为。蒙舍蛮造通过学习大唐的团饼茶技术，追随大唐时尚，开创了云南的团饼茶的先河。
另外南诏国是地方政权，与大唐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颇为曲折，历史上就有南诏叛乱等诸多史实。两次天宝年间洱海战争，就有十几万内地汉族士卒流落南诏。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掳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数万人”（女人与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蛮中。上述这些士卒与技工中，肯定不乏饮茶人与制茶人，他们也可谓是云南团饼茶制造、品饮的先驱之一。
所以，蒙舍蛮活动的洱海中心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以及银生节度（思茅、版纳），都是古普洱茶的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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